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当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考察他们的主要特征、社会关系状况，分析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措施，引导这个群体健康发展，逐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因其数量庞大和身份独特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他们的劳动技能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镇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他们的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直接影响着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因而，需要从治国理政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密切关注这一特殊群体，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分析研究他们的特点和走向，需要用改革、发展的眼光和办法，帮助解决他们在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这一群体在实现环境、身份、观念转变中健康成长、顺利发展。

　　年轻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在农村，而就业、生活在城镇。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从出生成长环境看，新生代农民工大体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农村家庭子女，他们出生在农村，父母均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本人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城市就业，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多数；二是农村留守家庭子女，父母双方或一方长年外出打工，把他们留在农村生活、读书，毕业之后像父母一样外出打工；三是务工流动人口子女，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但由于父母就业、生活不稳定，他们是在流动状态下长大的；四是务工定居人口子女，父母打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住所，他们在城市出生、读书，毕业后在城市像父母一样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一个出生年代、年龄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基于生长背景环境的变化，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考察：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总体进入小康、农村摆脱贫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生活在温饱的环境中，没有挨过饿。他们进城打工不是为了求得温饱，而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都读完了初中，有些还上过高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父辈，他们外出打工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信息通讯高度发达、社会高度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和乡村文化有了较大差异，外出打工更多地是基于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比起父辈来就业机会更多，选择余地更大，因而离农倾向也更强，进城定居的愿望更加强烈。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既然来到城里，就不想再回到农村。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仅有1%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乡务农。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取外部信息的方式更现代化，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和认同。据农业部农研中心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为了寻求更好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职业期望值较高，而工作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据农研中心调查，有57.1%的新生代农民工两年内至少更换过一次工作，而其中77%的人表示换工作的原因是收入太低和没有发展前途。四是新生代农民工比之父辈心理平衡度较差，对现有生活状况和公平、平等状况不满足，维权意识更为强烈。据农研中心调查，有53.9%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过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与用工单位领导直接协商解决是他们最常用的维权手段，协商无果后有的会愤而离职，也有少数人会采取极端手段维权。总的看，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年轻的群体，是一个充满活力、成长性和可塑性强的群体，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全社会如何对待、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发挥其作用，将直接影响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走向。

　　再社会化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准备扎根城市，面临着一次全新的再社会化过程。他们需要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需要与政府、企业、社区打交道，建立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环境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出地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乡风民俗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已经处于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匿名状态”。而一个社会群体失去了他的社会背景和行为标准，又没有融入到新的社会环境，很容易产生失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输入地的管理服务跟不上，极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社会需要尽快填补这项空白。

　　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小企业的关系。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结构特点，中小企业往往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个雇主，也是最大雇主群体。我国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尽管企业在劳资关系中仍居于强势，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也在悄然上升。作为企业的员工，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渴望更高的工资收入，也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格尊重和人文关怀。在这一背景下，一味地依靠劳动力低成本来谋求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传统经营方式，只会滋生不满甚至造成矛盾。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入地社区的关系。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愿意与城市居民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也愿意为居住地社区的公共事业做出贡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融入当地的程度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着排斥农民工的现象。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农民与市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因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和现实问题，不应归咎于进城农民；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应通过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公共服务来加以解决。因此，我们既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还要注重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工与市民心理上的隔膜。

　　新生代农民工与输入地基层政府的关系。作为公民，农民工需要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也迫切希望能够平等享受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得到就业培训，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为他们主持公道，子女上幼儿园、上学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能够参加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在寻求政府部门帮助时仍面临一些困难。这反映出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与农民工的沟通渠道不顺畅；一些城市发展规划与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不相适应；一些体制和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调适与构建将贯穿始终。

　　矛盾与纠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边缘性特征明显的社会群体，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困境。这些问题处理得怎样，不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发展，而且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一，稳定就业面临困难，“频繁跳槽、漂泊不定”现象比较普遍，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有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从当前看是一个产业发展问题，从长远看是一个社会和谐问题。如果总有一部分人处于无业和游荡状态，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权益维护面临困难，“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容易诱发法外维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首选仍是基层政府和相关组织。而城市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机制还不完善，应加快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机制，畅通权益诉求渠道，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一旦新生代农民工采用现行政治法律体制以外的手段来维权，或者被非法组织所利用，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精神文化生活面临困难，“婚恋不顺、文化生活匮乏”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形成积极乐观的文化心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谈婚论嫁的年龄阶段，婚恋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据农研中心调查，70%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结婚，这与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交友、恋爱、结婚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但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家庭这个细胞缺失，将不利于这个群体走向稳定，从而也不利于社会安定。新生代农民工对人文关怀的需求也十分迫切。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与亲人朋友相隔甚远，缺乏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容易心理失衡、情感孤独，一旦有事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产生极端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非常强烈，他们是网吧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上网和看电视是他们的主要业余活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总的看，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上常常是孤独的，在精神文化生活上是相对贫乏的。如果不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将很难融入主流文化价值轨道。

　　第四，发展上升面临困难，“前途迷茫、焦虑无奈”情绪比较突出，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指导明显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进城，渴望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期待在上大学之外找到另外一条通往成功之路，他们是追求上进的。这是他们身上的可贵之处，是引导他们成为社会建设性力量的主流因素。这些年，农民工技术明星、农民工人大代表、农民工娱乐明星等，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捧，也受到社会广泛认同。但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发展上升问题、他们的明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突出表现在职业培养、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身份及地位上升通道并不通畅。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获得有效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他们的职业梦想将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素质。如果这个年轻的群体缺乏正常的上升通道，不能保持一种好的发展预期，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难以使他们保持一种积极的社会心态。

　　第五，社会归属面临困难，“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群体身份认同开始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到农村，融不进城市，城乡两不靠。如果这一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在城市主流社会找不到认同、肯定和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就可能转向自己群体内获取认可和保护，各种自发团体、自组织就可能发育起来。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县或地方来的人生活居住在一起、集中在同一个行业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老乡团伙占据一方的现象。长此以往，一个城市就有可能形成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并存的双重结构，出现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和价值观差异，从而带来隔离和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归属和身份认同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虚拟社会对他们的影响。在网络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容易获得同气相求、同声共振，农民工在现实社会中很少发言、在网上却热衷“跟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网络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彻底、社会认同感最强、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虚拟空间。在政府、社区、乡村乃至企业对他们的影响和引导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加直接和明显，网络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使这个庞大的青年群体实现稳定就业并能够向上流动，从而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更好地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和谐稳定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路径

　　客观讲，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都会经历一个过程，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农民进城打工进而转化为市民，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无论在数量对比还是相互依存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其艰巨程度和历史意义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尽量缩短并顺利完成这一过程。

　　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新生代农民工实际，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城乡统筹、远近兼顾，完善管理、强化服务，积极接纳、促进融合的方针，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以宽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接纳他们。既要立足当前，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如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上学、住房等；从政治上帮助他们解决合法权益保障、民主权利履行、入党入团等问题；从文化上帮助他们解决继续教育、文化生活、城市生活习惯养成等问题；从社会上帮助他们解决社会身份认同、社会责任培养等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实行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体而言以下五个方面是重要的：

　　一是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广泛开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的主渠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扶持中小企业就是扶持新生代农民工。应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自谋职业、开自己的店、办自己的厂，是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是有一定经验和财富积累的农民工的打算。应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谋职业、返乡创业、兴办工商服务小企业。

　　二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技能和整体素质。目前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利用国家的培训补贴政策，为农民工提供了多种形式的培训，但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要坚持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并重，发挥职业学校和用工单位的主导作用，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学校的职责。职业学校主要负责农村初高中生毕业后的职业教育，使未考取大学的农村初高中生，都能免费接受一次系统的职业技能教育，增加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获得稳定工作的技能。用工企业主要负责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要按国家规定提取并使用职工培训费，对企业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开支可在税前列支，调动企业开展培训的积极性，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要增加公共经费，加强督促检查，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对考核合格者发放职业能力证书，并作为大城市落户的优先条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三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新生代农民工地跨城乡，既要保障其在农村的合法权益，也应保障其在城市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农村关键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权益。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流转土地，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林地、承包地，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在城市关键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民主政治权利。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覆盖农民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将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探索允许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务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办法。建立农民工权益救济机制，免费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建立优秀新生代农民工评劳模、选举人大代表、入党入团方面的工作机制，积极接纳合乎条件的农民工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保障他们实现基本政治权益。

　　四是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统筹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鼓励用工企业或农民工集中居住社区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其业余文化生活，满足其基本情感需求。社区文化站和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活动和服务，要包含农民工，促进农民工从情感和生活上融入社区、融入城市。城市免费向市民开放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新生代农民工一视同仁，保障农民工平等使用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体育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鼓励文化经营单位和文艺工作者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鼓励工青妇组织对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上网比例较高的特点，重视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

　　五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畅通新生代农民工成才、上升的通道。应多出台以实际居住地为依据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政策，不再出台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制度上淡化身份差别和身份意识。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上升通道，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和不断奋斗，能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逐步融入城市生活。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大城市可探索类似“积分制”的落户办法，优先将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高级技工、技师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准予落户。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为他们能稳定地留下来创造条件，使其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与城镇共生共荣，与居民融洽相处，在城镇中愉快工作、稳定生活、健康发展。(韩长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