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谁炮制了“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一，晨光；左二，阿斗；左四，蛐蛐儿；左六，瓜子；左七，大耳朵）

当年流传的总理遗言油印稿原件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过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一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治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的最初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发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 年2 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蛐蛐儿浮出水面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瓦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哥哥因为总理遗言案被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绝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 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历史改变人生

　　 1979 年公安部给他重做的结论一下来，蛐蛐儿更是咸鱼翻身，先是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在团委当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脱产当干部以后，蛐蛐儿又有了比较多的舞文弄墨的时间，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显现出来。他开始创作文学作品，写诗歌，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他写的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去北京领奖的时候，有人在众多人中把他介绍给周扬，从不在大场面怯阵的蛐蛐儿，仿佛不经意间告诉周扬，自己就是总理遗言制造者。这么年轻，周扬对面前这位年轻轻就获全国文学大奖的英俊才子，显然引起重视并赞赏有加。以周扬当时的身份，他对蛐蛐儿的特别关注，加之蛐蛐儿第一次为浙江省拿到了全国的文学大奖这样旁人无法掠美的荣誉，蛐蛐儿的前程一度阳光灿烂。

　　 从北京领奖回来以后不久，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由于《浙江日报》是省委党报，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基本上代表党的喉舌，蛐蛐儿作为一个刚刚从工厂调到报社的年轻人，却一下子成了本报评论员这样重要的笔杆子，这让全报社上下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文章观点新颖大胆，文笔犀利老辣，一时间，他在报社炙手可热。他先是成了可以长驱直入报社总编社长办公室的非常人物，继而又有了经常被省委宣传部部长亲切召见的特殊待遇，连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来浙江，也会将他找去住地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凡被高层领导亲切接见并长谈后，蛐蛐儿的兴奋总是溢于言表。虽然他在报社里经常被羡慕和妒忌的眼光追随，但他几乎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脑不知不觉中开始朝上，甚至朝上上了，对周围或者下面的一切他大多是忽略的，这样的忽略对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但他当时是不可能意识到的。

　　 不久，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发表在江苏的文学期刊《雨花》杂志上。尽管这篇文章中有许多描述离事实相去甚远，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蛐蛐儿因此篇报告文学而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个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的出现，那火爆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今天的明星差。荣誉、待遇、级别，一连串的好事飞向蛐蛐儿：分房子，装电话，提拔为《浙江日报》文艺评论部副主任，选派到杭州大学宣传部当副部长，不久又调任《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紧接着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日本，还有消息传出，组织部门正考虑让他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后备人选。一个才30 出头的年轻人，面对事业的一帆风顺和职务的频频升迁，很容易腾云驾雾飘飘然找不到北，蛐蛐儿也不例外。

　　 就在蛐蛐儿春风得意的那段时间，蛐蛐儿的老婆S 几次来找我哥哥。S 是一个中医，长得很美，尤其是她的一双水气迷蒙的眼睛，有一种古典的忧伤。她忧心忡忡地对我哥说，蛐蛐儿服安眠酮上瘾已经很长时间了，其上瘾的程度完全等同于吸毒。

　　 哥哥很震惊，他没有想到在众人眼里红得发紫如日中天的蛐蛐儿，居然吃安眠酮上瘾等同吸毒！他找到蛐蛐儿，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蛐蛐儿说，他是关在北京牢房里时染上的瘾。他想戒，戒不掉。原来，蛐蛐儿关在牢里时被连轴转的审讯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精神几乎面临崩溃，整宿整宿失眠。看守他们的8341 警卫战士中有一个梳两根长辫子的大眼睛女兵明显对蛐蛐儿有好感，每次轮到蛐蛐儿去上厕所或洗漱时总会撞上那双大眼睛。有一次蛐蛐儿无意间对大眼睛说起自己老是睡不着觉，很难受。没过多久，大眼睛偷偷地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这两颗安眠酮以后人很舒服，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这以后，蛐蛐儿不断地向看守人员要安眠酮，这一吃就吃了一年多，他对安眠酮产生了强烈依赖，而且剂量不断加大。等到出狱时，蛐蛐儿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安眠酮瘾君子。

　　如今的蛐蛐儿

　　 命运有时真的难以捉摸。应该说，对蛐蛐儿的抢救是及时的，但作为一个常规的手术其实并不成功。由于打洞创面小，美观是保住了，但积血却因洞口小而没有放干净。没过一两天，蛐蛐儿的神志又开始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有的医生建议在颅骨的另一面再打一个洞。第二次手术定在第三天的下午，那天哥哥和蛐蛐儿的前女友J 同时赶到医院，在手术室门口等候。不一会儿，和主刀医生一起进入手术室的蛐蛐儿的大哥出来了，告诉哥哥他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手术前，他站在手术台旁边俯身问蛐蛐儿：我是谁？蛐蛐儿喃喃地说：大哥哥正拿着手术刀的主刀医生居然说：很清醒，第二个洞不用打了，慢慢会好的。已经躺在手术台的蛐蛐儿重新被推回病房。这时，对他说来一切已经不可逆转。

　　 多少年后，哥哥在说起他这位难兄难弟时，不无感慨地说，假如医生按常规方法开刀；假如他大哥不能进入手术房或者不问话；假如主刀医生不是那么自信地终止手术 可是没有假如，就在那天下午，蛐蛐儿康复的大门已经永远关上了。

　　 事实上，蛐蛐儿脑袋里残存的和新渗出的积液以及淤成的血块，严重地压迫了他的脑神经，蛐蛐儿脑子里的12 对神经有多对受到了严重创伤。两个星期后，当医生重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一切都晚了。后来，家人又将蛐蛐儿转到上海华山医院，也没能治好。他爸爸带他去五云山疗养院疗养，在山上蛐蛐儿又摔断了腿。以后腿又数次开刀，吃尽苦头，却没有一刀成功，从此落下残疾，坐上了轮椅。（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