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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胜泉先生的著作《一念一生》,是作者在《羊城晚报》长达20年的记者生涯留下的人物众生故事集。书中世态万千、人物命运迥异,直教人感叹时代剧变下多少造化弄人。在新媒体快餐式叙事盛行的当下,关闭屏幕,重掀铅字书页,透过作者那优美生动的文字,抚触主人公因一念改变的人生,亦是难得的阅读体验和人生镜鉴。
正如作者所云,书本中人的故事,既是时代的风景,也是命运的底片。在“理想光谱”中,有以身试药的杏林妙手,有逆境奋起的科学才俊,有沟通时空的转业军人,有一心为民的村委主任。在“商海沉浮”中,有沉冤得雪的沉香大王,有玩空手道的香港巨骗,有卷款潜逃的广州首富。这两大板块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批我们曾经熟悉的时代弄潮儿。虽然有不少人物如今已经湮灭,但这些角色却是当年社会剧变与个人抉择碰撞出来的一颗颗流星。看人知时代,里面的人物故事恰恰是转型期的一种浓缩沉淀。
至于“奇闻趣事”板块,记录的则是另一种人间百态,这些不会有人记得住名字的、曾经的新闻人物,呈现给读者的更多是如电视剧一样的人生。比如一脚踏两船的花心汉,让两名女子珠胎暗结,后来发现两名女子竟是姐妹,老父最后只能“抓阄选婿”;又如九名浪荡仔争着当一个女弃婴的父亲,引出连串爱心故事;再有,92岁隐居深山幽洞的神秘老伯,是曾经率领湘西十万土匪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将军。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故事,令人叹为观止。反观我们时下的新闻报道,为什么故事就那么薄弱,叙述又那么程式化呢?是现在的社会缺乏故事,还是说我们言说的标准已经变了,结果故事就出不来?
佛家有八苦之说: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阴炽盛。在《一念一生》中,可以说每一处都渗透着这八苦,且是更为复杂集合的苦。将本书称为人间悲喜大全也并不为过。比如开篇人物杨文水,6岁时左手被炸伤,后被镇上庸医直接剪掉半个手掌,人生之痛莫过于此。此后,被讥笑为废人的他,初中毕业欲学医又被拒卫校之外。在之后的岁月里他自学中医,冒险自炼丹药,在自己的身体上做实验。在此过程中,妻子离他而去,炼药炼到汞中毒,自行试药几乎没了性命。最终,他成为全国知名的治疗骨髓炎的专家。这般磨难又岂是八苦所能概括?可以想象,在中国的大地上,类似这样的角色不在少数。如果他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很可能就像是一粒尘埃那样被人遗忘,又或者成为坊间笑话,被某则爆料新闻嘲笑一番。
值得反思的是,像书中那样大量的新闻人物传记,在当今的媒体中日益少见了。让记者去深入采访一个个尚未是大名人的角色,通过深入挖掘揭示人情冷暖,以赢得同是草根读者的共鸣——如今,这种有自觉人文精神的采写方式正在被淡化。大量由媒体记者写的新闻人物,往往要求有风云际会、人所共知的新闻背景,或许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压力下的集体倾向。最后,越来越多记者在客观性和趋热性中,走向了新闻的同质化操作,以致像此书那样可直探人性本源、汲取人生智慧的人物报道越来越少了。
《羊城晚报》复刊后的20年里,完全凭市场化的力量占据民心,一纸风行,依靠的恰恰是大量近乎纪实文学般的新闻报道。这种报道第一是具有了新闻的真实性,来源可靠;第二是具有了相当高的阅读价值,以至于可以被全家传阅,甚至上到课堂去。无论是面对知识分子、草根百姓,还是追寻风云人物、各界名人,晚报的报道都具有传记般的还原功力。新闻以故事方式呈现,还表现在写作模式的不拘一格上。大量的章回小说、剧本创作、连载故事式的手法被采用。比如动辄两千字以上的人物采写,可以放在头版头条上,且阅读起来毫不辛苦,军嫂韩素云的报道也是这样的例子。《羊城晚报》当时能有这样自由和开放的自成一格的写作模式,和坚定的与日报、机关报区别,并大胆创新不无关系。
2000年前,新闻的品类和概念远没有现在都市报的那么丰富,也就是以字数来确定消息和通讯之分。大众媒体基本没有太多国际化和学院化的传播理念,更没有西方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但是《羊城晚报》写小人物、大故事,却能以通俗之笔,传递出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倾向,获得坊间的认同。当时对“体制—命运”关系最敏感的媒体,大概也就是《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了。因此,周末、周刊市场能被发动起来,与长篇报道具备的纪实感与公共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后来有的媒体分化出来,比如《南方人物周刊》等,都是得到了这种纪实性新闻文学手法的真传,只是后来者显得更加规范、时尚和现代感而已。
在新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可视化传导一度主导着阅读的速度,让精致、耐读、理性、深刻的叙事方式成为另类,人物纪实式的长篇报道更显得有所式微。正因为如此,捧起《一念一生》去看那十几年前甚至更早时候的故事,往往让人生出一种孤苦夜读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源于一种悲天悯人的书生情怀,也源于它以纯文本阅读的方式让人安静下来。多少旧事,今天依然在翻版;多少旧人,今天依然不乏后来者。就像当下有的公共决策也在重蹈曾经覆辙,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我执”,其实又在改变多少人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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